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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国家无论抉择怎么的模式，都应首先确立某些朝野各派均不容挑衅的准则：在思维文化范畴是“信奉自由” gucci官方網，在轨制建构方面则是“民主政治”。
早在“五四”以前，中国就呈现了“中西文化的碰撞”。20世纪末进入改造时期当前，“文化热”中的“中西”之争再度热烈起来，80年代很多人踊跃推动西化，90年代弘扬传统又成了主旋律，加上国际上亨廷顿式的“文化摩擦”论助兴，堪称热潮迭起。
然而新世纪伊始，人们面对坑亲杀熟的“诚信危机”的一片惊呼却表明，现在的“文化”不论中西，最根本的做人情理已成“稀缺资源”。百年来的“文化矛盾”，得到的是现代公民权力未张而传统责任伦理尽失的成果。“西方的自由民主”与儒家的“传统”道义同归于尽，而在西、儒皆灭的土地上，强权逻辑与犬儒逻辑的互补反而变本加厉了。
出于对极其化的不满，各种争辩中都发生了不偏不倚：在“中西文明”对破中，从来就有中体西用、西体顶用、中西联合之说。在“左右”对立中，各色“第三条途径”也有多少十年历史。而在刚崛起的“NGO反对WTO”潮流中，也不乏既要NGO、也要WTO的呼声。
然而，中庸之道不论实践上如许八面玲珑，履行起来却往往要碰壁。究其起因，人们经常埋怨两极的力气太强而中间派太弱：一些人非要2，另一些人非要10（至于谁是10谁是2权且不管：自由主义者要10分自由，在他们眼里，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只有2，而后者要10分同等，在他们眼里前者也是只要2的），主张（2＋10）÷2＝6的呼声便被湮没了。
在这里，人们往往疏忽了另一种可能：假如健康的两极本身都太弱，旁边派能强得起来吗？如果还没有1，那么念叨2与10的中位数有什么意义？在这种情形下，主张2的人与主张10的人岂非不该首先为争夺1而斗争吗？“为争取1而奋斗”当然不能说是2与10之间的第三条道路，只能说是两者“独特的底线”。亦即：它并不是两者相互让步的成果，而是两者自身都需要以之为前提的、即便不对方请求、本人也必需争取的基础目的。
例如对于“文化抵触”，人们当然能够而且应当提倡文化多元，基督教、儒家理念与伊斯兰教应该和平共存。但是，这样做的前提是信奉自由的准则必须克服异端审判。如果异端审判存在，不仅各种文化与信奉的多元共存成为不可能，每个文化本身的发展也会被窒息。因而每个文化、每种宗教都应当反对异端审讯、异端弹压，反对原教旨主义独裁。这就是作为文化多元共存基本的“共同底线”。
又如在“左右之争”中，发达国家的传统话题是“自在放任仍是福利国家？”左派主意扩展国家承当的义务，右派强调要限度国家的权力。这两者构成对峙实在需要一个条件：那就是先有社会契约意思上的“国家”，在这种契约下，国度的权利与责任严厉对应：权力来自公民的授予并对公民负责，国民须要国家承担多大责任，就授予它多大权力。
反之，如果没有这一前提，那就会造成——国家权力极大而责任极小。西方那种“左右之争”乃至“左右之间的”折中态度，在这种前提下又有什么意义？如果咱们的体系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还远不迭美国，又有什么资历怪其个人自由太多？如果我们连瑞典程度的个人自由也远未到达，又有什么资格责备其社会保障过火？如果连美国式的“低调社会保障”和瑞典式的“低调个人自由”也得不到，议论“二者之间的道路”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因此，需要有权责对应的民主体制，这就是左右派都必须持守的共同底线。
如今都说寰球化，但全球化不始于本日。自从英舰轰开虎门、马克思号令全球无产者结合，就开端了两种对立的全球化：capitalist和communist的全球化。暗斗停止后这个对立告一段落，但世界既未“大同”，也不可能重建“铁幕”隔断彼此。我们注定生涯在一个有矛盾的、因此是多元的地球村中，仍然面临多种而不是一种全球化。然而世界究竟还是在提高：这些抵触、多元与多种已经越来越多地以上述底线为基础，冲破底线的腐化则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对。兴许，这就是我们独一必需要“接”的国际之“轨”吧！
摘自《共同的底线》，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。题目跟提要系编者所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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